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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农民李寿全

时间:2019/10/09 15:33:42 编辑:

2004年春节,光泽县“当代农场主”傅光明,请来四乡八邻的“村官”们,搞了个县城水平的PARTY,一顿酒席,外加一个500元的“红包”。“村官”们惊叹,这个将农业产业化的老板,这一回真大方。

知情者感慨,再富有的老板天性都是抠门的,要不古人怎么说“慈不带兵,义不养财”呢。傅老板这样做,也是无奈。他的养鸡场都建筑在农民的承包责任田里,土地要想集中在自己手里,没有村官们的支持,怎能轻而易举地办妥?

3个月后的延平区炉下镇下井村,“还我良田”、“还我耕地”的标语插在正待开发的“工业园区”上。镇党委书记对前往调查的新华社记者说,2001年春天,为调整炉下镇的产业结构,三级政府共同努力,从福建省乡镇企业局获得了第一个“省级工业园区建设基地”。依规划,首期2300亩工业园区和700亩商贸住宅。一年以来,延平区已投入1800万资金用于土地的平整,填埋了422亩农田,涉及农户425户。

对于不同意征地的农民,官员们的想法是宣讲开发区的意义、政策和前景。他们考虑农民以被征用的土地入股,逐年返还,让农业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长期捆绑在一起,以尊重失去土地的农业的利益。

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专家和官员们没有见过,但他们想象过。2000年记者在京都一位智囊级学者家中,听到他感叹我们土地改革的滞后。土地不能私有化,不能买卖,在不少学者眼中,是政策上的遗憾。他们的论点大致如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早已普遍进入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领域,而我们中国的文盲半文盲的农民,还在牛前人后地从事小农意识下的分散经营,如果我们不能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就走不出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的路子,社会资产就不能进入农业领域,在政府的政策性资金杯水车薪的冷酷现实下,传统农业比较效益低的可怜状态就难以改变。如此一来,当美国的农民说起基因农业太空农业,我们的农民可能连听都听不懂。

应该说,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何况,台湾的农民,就是在土地私有后获得阶段性飞跃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在现实中,是经不住推敲的。富裕地区的农村开展土地流转是有必要的,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提出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说法。

截至2002年,中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的耕地,不再是西方经济学者眼中的“生产要素”,它不能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以源源流向收益高的行业或者个人。

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把耕地当作他们的命根子?

我们可以听听炉下镇农民的说法。下井村72岁的老农王火金,从家中拿来两本“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书”,递给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我家4口人,分得水田2.35亩,上面写着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如今怎地说收回就收回呢,现在我家一分地都没有了,我人老了又不会做别的,除了种田根本就没有其他收入,你叫我吃什么?”

在另外一个村,中年农民陈水金等春耕大忙时节坐在村口闲谈,论及原委,陈说:“我家1.66亩水田,这次搞开发全部填埋了,现在又找不到别的活干,不聊天还能干什么?”

由此可见,耕地,对南平农民乃至中国的多数农民,还是生产资料。它所承载的生产功能,远远不如它对农民的福利保障功能。所以,我们应当强调耕地的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

未来几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会少于1.5亿,如此之多的失业农民怎样才能栖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时候,专家们所呼吁的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自由地流动,就有了制度保障意义。让农民在城镇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有人说,必须发展工业,通过工业带动第三产业。并列举了江苏昆山的例子。问题又回到老路上,我们从哪里获得发展工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土地私有化,循环又出现了。

但是,如果农民不能在非农产业的土地上获得就业机会,赢得更大收益,如果大多数农民离开被流转的土地就找不到饭碗,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等等,就失去了前提。

2001年,记者去浙江绍兴采访有第三次土地革命之称的“土地流转制度”。那里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采访期间,接待我们的地方官员应接不暇,因为从中国诸多省份来的取经者“踏破了门槛”。时任绍兴市农办副主任的陈功苗向记者抱怨偏远落后地区的一哄而上:“我们绍兴综合经济规模早就跨入全国大中城市20强行列,绍兴农民2000年人均收入5000元,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业占80%,这样的前提条件,是取经者都具备的吗?”

不晓得南平的官员们当时有没有出现在取经的队伍里。南平以及南平之类的农村,根本就没有土地流转的前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说:“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切忌一哄而上,一股就灵。如果一个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么多地,特别是土地使用权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地方,流不流转没有多大必要。”

中国的学者们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同时,要保持一份冷静和责任心,不能被地方官员们谋求GDP的热情所蒙蔽。2003年初叶,国土资源部官员对第三轮圈地风潮作了一个分析,称违法圈地存在着周期性,一般情况下,新一届地方政府这边宣布各就各位,那边圈地风马上刮起。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改革》农村版刊载的一项计算表明,如果按照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速度,2030年,中国的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占现有农民数量的1/10。

2002年《南方周末》记者曾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区,作过一个郊区城市化的调查,最后的结论中有一点: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城市化过程中,表面上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却在实际上变成无所事事的流民。

所以,在人地矛盾暂时得不到缓解的当下,耕地与其说是生产资料,不如说是生存资料。我们对耕地意义的分析,首先要亮明的,是它的福利保障功能,而不是其他。中国的学者们,在为中国农民问题开药方时,在农业产业化或者土地经营管理的研讨会上,千万别忘记了这个背景。中国需要摩登大厦,中国农民也需要穿衣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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